两次实业西迁两次经济东归
2024年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9月份发布的一条信息：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同时加大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政策倾斜，促进区域间就业均衡发展。
其实在20世纪的100年中，已经有过两次经济、工业向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转移的历史，而且都与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平衡发展等原因直接相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我国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从北到南最为突出的实业城市包括沈阳、天津、青岛、大连、武汉、无锡、上海、广州等。
其中又以上海、武汉等地最为重要，因为早在1937年以前，沈阳、天津、青岛、大连等北方的工厂实业已经部分甚至全部被日军实际控制。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广大内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按照1937年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登记注册数据：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在内的3900多家工厂，有1200多家设在上海，占总数的30%以上；另外约2000家则设在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各个省会城市。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上海“八一三”后，东南沿江（长江）、沿海一带的城市工业和原材料基地迅速落入日军手中，全国的工业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按照1937年底的大致统计，全国的纺织业损失70%、面粉业损失60%、机器造纸业损失84%、国防制碱业损失82%、火柴业损失53%、盐酸制造业损失80%。
如果从整体上看全国的工厂实业，共计约6300多家工厂竟然损失60%以上。无论是从沿江和沿海的实际安全方面考虑，还是内地工业实业的落后且社会生产力较低的现状，当时的国民政府和工商界一致希望尽快向中西部进行工业大迁徙。
这里面还另一个客观需求，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大概率成为战略大后方的背景下，迁徙的人口会不断增加，所以军需、民用等方面的各类物资和产品需求必定会大幅上升，另外，迁往中西部的工厂，还能为留在沿江沿海及部分内陆地区进行敌后作战的力量提供后勤物资保障。
以武汉为例，原本在1937年底便开始着手武汉地区的工厂、矿山的设备、物资以及技术人员的西迁，结果有些工厂心存幻想，想通过将部分厂房、机器出租给美商和英商，来得到庇护，这样既能躲过日军搜刮，又能避免向西拆迁，就在这种患得患失的过程中，浪费了大量时间。
武汉各类工厂实业的有效西迁，发生在1938年6月安庆沦陷后、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的时候，大都采用通过长江水路，将重要技术人员、机器、成品和部分原材料由宜昌转运至重庆，期间经常会有日军的空袭，所以各类损失较大，这让国民政府经济部十分痛惜。
当时全国最集中的工厂实业西迁是从1938年7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40年左右结束，以一些关键性的工业企业和军事工业为主体，各业工厂大致分成三路，分别迁到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广西和湘西等地，后来随着广西和湘西等地的不断失守，最终全部迁往了云贵川一带。
按照不完全的统计，除了当时国营工厂外，共有620家私营工厂搬到了西部后方，其中以上海、武汉两地的工厂数量最多，共迁出450多家，迁移出的物资约为9万多吨，而且这些西迁工厂有3/4左右在到达西部后方后，经过努力实现了全面复工。
承接原来沿江沿海工厂实业最多的地方还是四川（当时包括重庆地区），多达250多家，这里面以经济型工厂居多，比如五金、化工、面粉等工厂，西迁的机器大都比较先进。
重工业和军工业的工厂多迁入了云南和贵州两地，日军的轰炸机无法辐射到那里。而迁往陕西的工厂多以纺纱厂和面粉厂居多。广西则以机器、电器、纺织、印刷等工厂为主。
能够完成整个西迁的工厂，大都是按照经济部指定的路线、新址进行转移和复工。而且这些工厂的西迁，客观上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工业振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也为国家以后的经济恢复和重建留下了种子。
随着1945年抗战胜利，经济、工业的重心需要东移，而且速度很快，所以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又逐渐停滞下来，伴随着沿海工业的再次稳定和发展，西部地区再次衰落。
按照当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国家启动了三线建设，依据我国地理区域划分，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沿海地区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和自治区为第三线。
这里面还分为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是按照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标准进行建设，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燃料动力和农业、轻工业在内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
小三线建设是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战略后方地区，建立包括各类轻武器生产厂、为武器配套的工厂、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等在内的地区后方基地，既可以满足地区自卫战中地方部队和民兵作战需要，也可以为野战部队提供武器弹药以及其他物资。
这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发生的背景极为特殊：北面有中苏交恶、东南沿海则有西方势力可能的攻势。
三线建设正式开始后，全国各地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地区，各种物资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有100多个，形成新的建设高潮，比如1969年9月，从东北迁到湖北省十堰山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也就是后来的二汽。
这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包括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陕西、新疆等地，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近127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4%左右。
重点是三线建设将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搬到了西部地区，其中承接最多的就是四川、甘肃、新疆、湖北、湖南五个地区。
这场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大规模建设，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一共跨越了三个五年计划，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了大量的战略级基地。
比如甘肃的酒泉导弹基地、四川的西昌航天发射基地、重庆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比如在豫西、鄂西、湘西建设了大量的兵器工业基地等，既显著增强了国防实力，也确保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
后来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全国经济建设重点又放回到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不过三线建设期间留下的大量工业基础，依然在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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